如果说藏族人普遍信奉藏传佛教是理所应当的，那么蒙古人也信奉藏传佛教对于某些不了解佛教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冷知识”了，尤其是如今两个民族自治区互不接壤的情形更容易让人忽视这一点。但蒙藏之间的历史渊源是深刻存在的，藏传佛教在双方文化沟通的过程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的积极政策，也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两地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蒙藏关系更加紧密，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人就已经和藏传佛教发生了接触。成吉思汗率军攻打西夏之时，就与当地的藏族部落和僧侣有所来往，但并无深层次的政治沟通。史学界公认的正式确立蒙藏关系的蒙古族人物是成吉思汗其中一个孙子——阔端。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阔端率部的进一步目标是从西翼攻打南宋的四川，阔端也认识到甘青藏区的稳定对于攻克四川的重要性，所以希望西侧的藏族能归顺于蒙古。而此时的藏区还处在一个分裂的阶段，无力与蒙古军队正面抗衡，各势力商议的结果是推举一个代表与蒙古人沟通，这位被推举的人是藏传佛教德高望重的人物萨班。1247年萨班与阔端的会面具有重大的意义，除去蒙古汗国势力的扩张，多民族的融合起到的积极作用意外，也大力推动了藏传佛教向外的传播。阔端可以说是最早皈依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室成员，而且他曾经对萨班说过：“现在我以世人之法为治，你以佛法护持，这样，佛法岂不广传天涯海角吗？” 可见阔端愿意用自己的政治力量给藏传佛教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撑腰，萨班也据此规劝西藏各势力归顺于蒙古。可见蒙藏双方这次的沟通是一个双赢的结局，阔端完成了他的政治目标，而藏族的文化也在蒙古人中传播开来，藏传佛教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蒙藏关系的下一幕佳话就是八思巴和忽必烈了。1251年忽必烈与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在六盘山会面，此后他们两人之间的个人友谊和宗教关联都日益发展增强。元朝建立之后，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是元朝统管西藏事务的最高代理人。此后元朝中央政府维持着“帝师”制度管理西藏，蒙藏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西藏在政治方面归附于蒙古政权，而蒙古高层依赖藏传佛教来在高层统一思想。蒙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也不断巩固。
由于元朝中央的统治阶层就是蒙古人，所以蒙藏关系和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但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在蒙藏关系中更类似于一个第三者的角色，蒙藏问题在统治者眼里即为如何处理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
明朝统治者对长城以外的蒙古族各部基本没有形成有效控制；对西藏地方，虽然一度设立乌斯藏都司进行军事管理，把藏传佛教当做驭番之策，册封也较为谨慎，但到明朝的中后期，中央对西藏的影响力也逐渐式微。所以在明代，蒙藏之间的交流基本可以视为两个独立民族之间的沟通，中央政府发挥的作用甚少。这一沟通在16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俺答汗统领的蒙古土默特部逐渐强盛，其与格鲁派的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会面，达成了相互支持的共识。格鲁派也借助蒙古人的支持扩大其宗教影响力，不仅在藏区压倒了其他教派，并在蒙古各部中广泛传播。俺答汗皈依佛教之后，归化城中的黄教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更为戏剧性的是，索南嘉措去世之后，俺答汗的曾孙被蒙古各部封为转世灵童，这一举措竟得到了格鲁派高层的承认，认定一位蒙古族灵童为四世达赖喇嘛。这些说明蒙古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联盟已经相当牢固，蒙古人在藏传佛教上拥有了与藏族人相同的地位，蒙藏的政治与文化进一步一体化。
与明朝不同，清朝对蒙藏地区的直接管辖则更加成功。清朝统治者对待各少数民族采取了“因俗而治”的策略，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传统，而又始终保持着中央统治者的清醒，决不能使边疆少数民族形成危害中央统治的势力。这一点在乾隆帝的《喇嘛说》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他将藏传佛教同时视为蒙藏两地的统治的根基，在《喇嘛说》中写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清朝的管辖亦没有妨碍蒙藏之间的沟通，虽然此时中央王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已经相当牢固，西域也亦在控制之中，但由于这些地区是蒙藏交通线的一部分，中央开设的各种市场也促进了蒙藏双方经济的往来和文化的沟通，这也符合统治者多民族融洽相处的初衷。乾隆还对活佛转世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即确立了金瓶掣签的制度，抑制了藏传佛教权力的私相授受，这些都说明以乾隆帝为代表清朝统治者对蒙藏地区宗教现状理解的深刻，已经到了深入宗教制度改革的地步，最终在密切的蒙藏关系中成功确立的中央的权威。
至此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对蒙古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蒙古人也是藏传佛教得以广泛传扬的功臣之一。藏传佛教作为两族政治文化的纽带，是蒙藏友好的基础，各朝中央政府也顺应这一关系来制定政策，基本未有爆发大规模的民族间冲突，也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对民族团结和文化繁荣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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