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收录了刘石吉先生所著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分别从农业结构的变化、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以及对市镇数量的统计的角度来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迅速发展。本书材料与数据主要来源于江南各府县之地方志，虽各地方志不尽完全，关于市镇的列举、统计的口径也未必统一，但刘先生仍精于史料考证。从有限材料和数据，配合文字的描述，作为读者亦可窥见江南市镇兴起的一般规律，对明清以来中国的“传统内变迁”有一个基本认知。本文将主要围绕农业结构专门化，和太平天国两个主要论题，讨论此书的论述过程以及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关于研究主体——江南市镇，本书划定了相对明确地范围。进入到宋代之后，由于城市中坊市制度的瓦解，这种相对不自由、不开放的商业模式逐渐被长期市所取代，也就是说，原先的定期市逐渐演变成固定的商业聚落，成为地名。在另一方面，由于宋代地方军事力量的削弱，部分军镇的行政与军事机能发生了退化，而商业功能占据了主要地位，演变为了以商业贸易为主的聚落。到明清时期，市镇已经成为江南地区商业聚落的统称，乾隆吴江县志[1]1中有记载：
民⼈屯聚之所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三者名称之正也。其在流俗．亦有不设官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者， 凡县邑皆然。
其中“不设官而称镇”，大多数都是商业机能为主的市镇。而关于“镇”和“市”的关系，一般来说镇大于市，但市也可上升为镇，到清代中后期的地方志中，“市”、“镇”已经几乎没有明确地区分标准了。此外，本书讨论之市镇只限于某些“小都市”，像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大都市及其他各级中心城市则不特别讨论。
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江南地区农业结构的变迁是江南市镇兴起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变迁是多方面的，应当包括从粮食作物到经济作物的转变；各地区所种植作物的分化（譬如松江府、太仓州一带主要种植木棉，而太湖周边、浙西一带主要发展桑蚕）；种植、加工、贸易等各阶段的分工，等等。
关于为何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农民大多转而种植经济作物，严重的人口压力被认为是诱因之一。很多材料都可以印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地狭人稠的事实，例如乾隆吴县志云：
国家太平日久，人口户口百倍于前。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向无人烟之处，今则宅舍弥望，盖人满之患，至斯极矣。
虽说“人口户口百倍于前”为夸张之辞，但从刘先生所分析的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人口数量、耕地数量与粮食之亩产量，可以看出在人均耕地数量降低的同时，亩产量并无增加（尤其是苏松地区与浙西一带），甚至不如当时的湖南、四川，从而得出整个江南粮仓作物产量并无增加的结论，亦有“江南地区从主要粮食产区变为全国最缺粮的地区”的结论，这也说明必定有一部分的农民放弃种植传统的稻米，转而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木棉、蚕桑等经济作物，抑或完全从耕种中脱离出来，单纯从事纺织或贸易，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除人口压力之外，农民的重税负担，以及利益的驱使，也是农民态度观念转变的原因。但亦有观点认为，所谓“严重的人口压力”至少在十九世纪才出现，而江南地区普遍从事粮食以外的农业的时间要早于此，所以二者并无因果关系，发生转变更可能是因地制宜的结果，例如明朝就有对昆山一带农业的评价 ：“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织，……小民得以布上纳税粮。”[2]2 嘉靖年间，湖州的亦有不少农户兼营蚕桑、纺织、菱藕、薪竹等副业[3]3。这都说明地狭人稠的事实虽客观存在，但并非人口的压力逼迫农民寻找粮食作物之外的出路。但此两种观点在粮食作物以外的农业的发展对于商业化市镇的兴起的促进作用上式一致的。
本书还就棉纺织业与丝织业分别论述，花费了大量笔墨举证，来说明江南市镇商业活动之发达。关于棉纺织业，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专业化分工，亦即耕织分离。书中引用了以下记载[4]4：
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里媪点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间。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不卒岁室庐巳空，其衣食全赖此。
也引用了明后期朱国祯《涌幢小品》所云：
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家户习为恒产，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
这都说明至少从明代后期，纺纱织布所用之木棉，大多并非农户自己种植所得，而是从商人手中购得。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纺织业的兴盛，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地区普遍种植木棉，而各市镇则成为了棉与布交替贸易的重要节点。生产上的分工，也是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种耕织分离的现象是否在江南地区普遍存在，也有学者提出异议[5]5，“男耕女织”虽未必在所有地区都准确适用，但耕织的结合，确为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例如康熙年间，松江一带有记载“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6]6《沈氏农书》的蚕务篇也提及：“男耕女织，农家本务。况在本地，家家织紝。其有手段出众，夙夜赶趁者，不可料。”可见纺织业仅仅是一种副业，并未取缔农耕之主体，纺织所产之布，也只是为了增添收入。完全脱离农耕而从事手工业的只是少数，尽管各市镇有原材料的成品的贸易活动，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江南地区已经广泛出现了家庭作坊，高度分工的现象，这也与鸦片战争之前封建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不符。
谈到丝织业的问题，刘先生对太湖周边的丝市进行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包括但不限于南浔、盛泽、震泽、乌青、菱湖、双林、硖石，这些市镇中不乏一方“雄镇”“巨镇”，丝织品市场的扩张也产生了不少资本雄厚的豪商富贾。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随着市镇的成长，许多市镇的商业重要性已经超过县城甚至府城，但却不得成为行政中心，这也说明了不同聚落商业和政治、军事功能的分化。在十九世纪后期，一些市镇的人口也超越了其所属的行政中心，例如南浔镇远超湖州府城，硖石镇过于海宁州城等等，这足以说明此时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历程远不限于各大城市和传统行政中心。以往的人口估计大多以县城，州城，府城等为标准，但是忽视这些市镇得出的统计数据无法完全反应中国“近代化”“都市化”的程度，考虑到这一点，刘先生的统计研究显得更加全面。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市镇的影响，刘先生的结论总体是中肯的。首先战争导致的对于江南地区商品贸易的破坏是不争之事实，这对一些市镇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内仍致力于维护良好的商业秩序，加之战乱引起的移民以及同时期通商口岸经济的发展等一些客观原因，使得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江南市镇发展的意义并非完全消极，大量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战乱对江南各个地区影响的程度不一，刘先生首先对地域进行了划分。一是受战火影响较小的地区，主要是江南东部，即松江府、太仓州一带，其中松江府受影响最小；二是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这里又可细分为江南西部（江宁、镇江、常州）和浙西三府（杭州、嘉兴、湖州）两部分。
关于江南东部，上海及其近郊市镇的繁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书中也有大量篇幅讨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战乱导致的移民进入上海周边，例如南汇的中心河，“在邑西北六十里。辛酉匪扰，此独无恙。 向本寥落，乱后成市。居民百余家，其四乡标布细致，尤为著名。”[7]7 此类由于人口和商品的移动所致的繁荣也是容易理解的。而对于同样遭受战乱破坏的浙西三府与江南西部，从作者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浙西恢复得要比江宁、镇江一带好很多。书中所述“江南东部海岸区不像西部市镇所受全面性破坏，其受害程度亦远低于浙西三府。”，也有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浙西与太湖沿边诸市镇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太平军蹂躏的……但战后能迅速复元”。而在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后市镇新生和成长的论述中，又有“将近五千个千户以上的江南大镇中，没有一个是在江宁和镇江府……这些大镇，明显地集中在江南东部苏、松、太各地及浙西的杭、嘉、湖三府。”
但关于为何会有此种浙西与江南西部恢复差异，作者只大致提到两点，一是在浙西各丝市的分析中“使内地市镇与乡村人民得以寄居沿海通商口岸，因而濡染了近代西方文明，得风气只先声”，二是在人口流动方面，战后浙西有更多客民迁入，“江南东部及浙西一带太平天国运动 后人口丧失实不若西部多，而人口流动大致保持平衡”，而后得出了“这种区域间的分殊性是相当明显的，太平天国使江南各区域的市镇经济结构特征更加深刻化与尖锐化的”结论。但此种差异化的特征是否全由太平天国运动引发仍值得商榷。从书中统计的数据来看，江南市镇长久以来就是以苏、松、太、杭、嘉、湖居多，且更为兴盛，而江南西部略少。且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也致力于维持商业秩序的稳定，并推行了减轻赋税的措施。相比江南西部市镇的衰落，浙西的迅速复元，可能只是单一的传统因素的影响。不过在书末关于市镇数量的分析中，也有提到“传统深厚的商业机能”，和“对通商口岸外来经济势力的极佳适应能力”对浙西的快速成长的解释，同时也指出1860年代中国社会未可全归诸与太平天国这一转折点，使得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从学术史的角度上看，虽然在刘石吉先生之前，傅衣凌、田中卫俊等人的在江南市镇这个问题上的已有一定的研究，但刘先生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此书中的三篇文章援引了大量的地方志材料，特别是在第三部分关于市镇数量的分析，成功地将定量的研究引入了这一领域，可见刘先生史料功底之扎实。有评价称[8]8，在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尚处于萌芽阶段只是，刘先生这三篇文章早已不胫而走，在大陆史学界广泛流传，是中国经济史坛上最具分量的著作之一。虽说笔者在上文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上仍持有怀疑态度，但此书的确让笔者对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有了更具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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